魯迅先生深刻指出:悲劇就是把人生中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亞里士多德指出:悲劇是人生中嚴肅的事情，作為美學對象的悲劇，必須是使人奮發(fā)興起，提高精神境界，產(chǎn)生審美愉快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從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立場出發(fā)，科學地總結了人類歷史發(fā)展中的悲劇性矛盾和悲劇藝術發(fā)展的歷史經(jīng)驗，深刻地揭示了悲劇的客觀社會根源。他們認為，悲劇是新的社會制度代替舊制度的信號，是社會生活中新舊力量矛盾沖突的必然產(chǎn)物，“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xiàn)”。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論斷，是對《紅樓夢》美學價值與悲劇意義的高度評價與科學概括。
《紅樓夢》是產(chǎn)生于我國十八世紀中葉的一部長篇小說，當時的中國，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資本主義經(jīng)濟萌芽，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思想山雨欲來，新舊制度，新舊力量的角逐正在拉開序幕，正如書中所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當矛盾處于激烈交鋒時，甚至會出現(xiàn)“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紅樓夢》全書通過對賈，史，王，薛四大家庭的興衰史，以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為主線，對舊的制度與思想進行了深刻批判并提出了帶有初步民主主義的思想和主張，這些思想和主張是被當時的制度與意識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必然會以悲劇的形式收場。所以說，《紅樓夢》的悲劇，是社會前進與發(fā)展的悲劇，這種悲劇產(chǎn)生了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它的美學意義撥動著廣大讀者的心弦，激起人們埋葬舊制度，追求新生活的無限信念與動力。
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紅樓夢》只流傳下來了前八十回，因而這部悲劇成了“斷臂維娜斯”，留下了無盡的遺憾。
那么，續(xù)書在哪些方面減弱了原著的悲劇力量從而降低了原著的美學價值了呢？一是對皇權的否定。以元春為例，判詞寫的明白:二十年來辨是非，榴花開處照宮闈。三春爭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夢歸。在封建制度下，能成為皇帝的“寵妃”該是何等榮耀？但在曹公筆下，皇宮大內(nèi)不過是人間地獄，是”不得見人的地方”，元春沒有歡笑只有眼淚，所謂“伴君如伴虎”，她不過是一只落入虎口的小兔子，只能任憑宰割。原著暗示，元春最后死于宮庭內(nèi)斗，這才是元春這一藝術形象在書中的價值與意義。但續(xù)書卻將元春之死游離于宮庭斗爭之外，甚至根本看不到宮庭斗爭的影子，元春圣眷隆重，身體發(fā)福，死于寅時，以此來呼應原著的“虎兔相逢大夢歸”，這樣的結局與曹雪芹原意相去甚遠。二，原著暗示賈府的最終結局是徹底滅亡，所謂\”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干凈”。但續(xù)作卻安排了\”蘭桂齊芳\”，”家道復出”，“沐皇恩賈家延出澤”等內(nèi)容，讓賈府起死回生，這嚴重違反了曹雪芹的初衷。三，寶黛愛情是書中的主線，寶黛的愛情悲劇是撼人心弦，感動天地的美學珍品，它寄托了作者全部情感與社會理想，作者以這種徹底的悲劇告別過去，呼喚未來，(盡管他不知道未來在何方，這是時代的局限，但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更偉大)。但續(xù)作卻讓賈寶玉\”中鄉(xiāng)魁\”，皇帝老兒還賜了個“文妙真人”的妙號，還讓寶釵“暗結珠胎”，讓賈府后斷有人。這種傳統(tǒng)的“大結局”式描寫，大大減弱了原著的悲慘力量，降低了原著的美學價值和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社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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